七年级世代的感觉结构与集体记忆

文章来源:乐昌文学网  |  2020-02-03

七年级世代的感觉结构与集体记忆,终究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真实 与虚构界线通通取消,而可能陷入不断重新开机的追索与寻觅中。


伊格言 陈栢青

伊格言与陈栢青 作品《零地点》《小城市》
在目前许多论述中,都倾向于把2000年之后台湾的“后乡土/新乡土”书写浪潮,与六年级世代作家的正式崛起画等号,包括范铭如、郝誉翔、陈建 忠等学者,都在论述中特别凸显台湾六年级作家在“后乡土/新乡土”书写浪潮中的核心地位。当然六年级作家对于台湾乡土书写的再进化的确功不可没,也足以成 为世代重要的标签,但六年级作家对于台湾文学史的介入,可以推移到1990年代中期以前。随着酷儿(Queer)理论的翻译引介,伴随着四年级作家朱天文 《荒人手记》、曹丽娟《童女之舞》,以及五年级作家陈雪《恶女书》等重量级作品出版,洪凌与纪大伟以新世代之姿,结合既有的学术资本以及科幻、推理、奇幻 等跨类型叙事,在台湾文坛掀起新感官小说的新风,可说是台湾六年级作家创作的第一度“高潮”。

然而这股高潮的背后,其实是一股亟欲回应全球跨国资本主义与都市文明的书写动能所形构出来的。到了世纪之交第二波崛起的六年级作家手里,原本作为主要命题的都市,让位给了乡土。因此,包括吴明益、甘耀明、高翊峰、张耀升、伊格言初期的作品,以及王聪威随后的转型,都被编入“后乡土/新乡土”的写 作阵容,一直到进入2010年代,另一波的转变才又开始萌芽。

不过正当六年级作家甫站稳脚步之际,台湾的七年级作家已“成群而来”,2011年由杨宗翰策划出版的“台湾七年级文学金典系列”,可以视为台湾 七年级作家在文学史的集体登场。黄崇凯在《台湾七年级小说金典》后记中指出,也许七年级作家因为本身知识条件、城乡差距的影响,使得感觉结构有所差异,但 可确定的是,他们一方面承继着前辈作家的文学系谱,一方面又共享着这个世代特有的集体经验“网路社群”。

作为朱宥勋所称“重整的世代”的一员,陈栢青(叶覆鹿)同样也在2011年出版的《小城市》中,承继并重整了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本对于跨国 资本主义和大众电子媒体的关注,结合新世代在网路虚拟界面所体验的记忆、人际与情感关系,先一步成功地写出七年级作家对于现代文明思考的代表作。

《小城市》是以多线叙述交织构成的小说,主要角色包括:出版《红色大书》书写了绑架案却造成伤亡、冲击了警察体制因而神隐,却被神秘的《新闻 报》编辑找到而委托假冒七年级撰写专栏的作家杜若也;直到三个月前才发现儿子叶渐渐是因为在捷运站被同学“杠子头”推落轨道变成植物人,并导致死亡的母亲 叶红蛮;还有即将跟市长柳子骥的女儿冥婚,却被刑警铁兵卫识破是婚姻诈骗准备逃之夭夭,而意外掉入市政中心抗议封锁线内的韩欢。

然而随着杜若也对于自己接受的委托案的起疑,他突然发现这座城市似乎失去了对于整代人的记忆,最后一届参加大学联招的七年级考生全部消失了,随 之出现的是电视节目中关于“红衣小女孩”都市传说的流行,但就在此时,报社突然决定要举办“七年级同学会”,邀请柳子骥市长担任特别来宾,并且在现场公布 “红衣小女孩”录影带的真相。最后,杜若也终于知道,原来这一切是一场取代城市集体记忆的大规模行动,一组为全体市民的记忆“重新开机”的“小程式”,由于10年前发生了捷运出轨意外,造成大量参加大学联考的考生丧生,死者的血液洒遍了半座台北市,因此高层决定设计出另一个恐怖记忆予以取代,也就是“红衣 小女孩”的都市传说,透过杜若也假冒的七年级的亲身体验、媒体的强力报道,以及七年级同辈间的口耳相传,最终成功完成任务。而且只要有社会重大的伤亡事件,主政者便可以修改个体记忆,启动记忆的重新开机,但有时也可能给予当事人救赎。

透过这样一个有如迷宫般、不断在虚拟与实际层次翻转的复杂故事,陈栢青展示了我们所居处的城市与社会,是以怎样的驱动力在运转,以及在资本主义 的运作逻辑下,台湾已然成为法国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定义的以“拟象”的生产为核心的“消费社会”,而身处于其中的七年级, 所有的想象与记忆,也被媒体与网路中的视觉影像完全支配与决定。正如江凌青在评论中所指出的,陈栢青也同样采用一套“视觉植入”的策略,展现出七年级世代 记忆的形构过程。也因此读者们在阅读时会油然兴起“原来我们这一代都活在电影里,无论是走路吃饭搭公车的回忆都是掺了摇滚配乐的画面”的奇异之感。

借由无处不在的电视新闻、监视器、摄影机、媒体影像所生产出来的拟象,主事者得以掌控即将成为社会主力的这一群七年级生:“接下来的十到二十 年,他们将是整个社会的中坚。他们会占据消费、流行时尚、娱乐还有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要投入所有资源,打造一个七年级的神,“或者说,宣传神的‘福 音’”。甚至他们运用捷运站摄影机中的影像,剪辑成一套新的恐怖记忆,用以清洗七年级与社会大众既有的创伤记忆。而一如柳子骥所说的,“这就是台北城构成 的真相。这是一座记忆之城”。在其中的人们被取消了时间,只需要靠记忆过活。但也因为如此,七年级世代的感觉结构与集体记忆,终究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真实 与虚构界线通通取消,而可能陷入不断重新开机的追索与寻觅中。

然而面对近似的城市与文明景观,稍晚于201 年出版《零地点》的伊格言,选择了当时台湾最具争议性的核四(指台湾岛内第4座核能发电厂)兴建 与否议题,积极地介入了当时的辩论。小说以核四工程师林群浩为主角,预言2015年10月19日中午12时 0分,由于核四开始运转引发了事故,由于严重 的辐射污染透过水源进入人体造成体内暴露,台湾北部将成为重灾区,政府迁都台南,从此封锁台湾。

在形式上,小说以两个时间轴交错书写,其一是2017年4月27日,核灾后第556日,林群浩由于休假,成为惟一没有因为灾变而受难的核四工作 师,然而由于事前他陆续接收到关于核四运转危险的相关资讯,在核灾后成为政府监管的对象,必须定期向心理医生李莉晴报到,进行梦境影像的侦测。在此同时, “总统”大选仍持续进行,原核安署署长贺陈端方由于组织探勘队,深入灾区有功,以英雄之姿成为最有胜选可能的执政党候选人。然而,她却担心着林群浩的梦境 影像,可能暴露核灾不为人知的真相。其二从2014年10月11日核灾前 7 日开始倒数,当时林群浩与女友小蓉感情相当稳定,小蓉原被母亲抛弃,因此从 小在宜兰头城的天主教育幼院长大。小蓉对于媒体上曝光的核四安全报告感到疑虑,而林群浩从原本的高度自信,随着总体检的不顺利以及无能为力,以及主任陈弘 球透露的政治因素及采购弊案,也愈感到担忧。陈弘球甚至告诉林群浩,若核四出事,务必要带走他的手机与电脑,更显示出核四情况极不乐观,但就在林群浩被告 知延后商转的同时,事故便发生了。

选择如此贴近现实且敏感的题材,作为一个具有学术训练背景,对自我定位有高度意识的创作者,其实伊格言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作为一个具有文学行动 主义的作品,它挑战时间的多重性:面对现实中政治风向的极度不确定性,小说的形成作为一种真实,必须比核四的商转现实还要更早“成真”,才有可能站在“预 言”的启动时刻。理想的状态是,截断核四商转的时间表,让小说内层的真实因为现实的未完成而一并崩坏,这是伊格言创作《零地点》的真正意图。但就小说的本体论而言,这是一种终极的自毁,因为它将自我的价值架构在确保小说的再现永远不会实现,也就是当核四停建,末日没有发生,小说透过虚构完成了它的现实意 义,但再也无法确认小说家对现实发展的“推理”是否为“真理”,而无法证明小说家是否真的有洞见。而在《零地点》书后收录的伊格言与骆以军对谈中,伊格言 显然非常清楚这一点:

我当然不希望《零地点》成为现实。在这里,小说和现实的互动是颇具辩证性的,我相信这或许足以延伸小说本身的视野。如果台湾的未来是盒子里那只 薛丁格的猫──在那真正的毁灭降临之前,我想所有的“预言小说”都是这样的情形:小说本身是预言,而当小说与现实产生互动,小说与现实合看之时,整件事就 变成了一个寓言,指向那个非生非死、亦生亦死的状态。台湾非生非死,台湾亦生亦死。在那恐怖的灭绝时刻尚未临至之时,它尚未塌陷为单一结果。我们还有机会。

也因此,《零地点》这样的书写,其真正价值不在于是否在当下获得验证,或是指向一个必然会发生的未来“预言”,而是在于一种自身对未来承担的伦 理启蒙。关于这点,蔡建鑫透过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不要浩劫,现在不要》(“No Apocalypse, Not Now”)一文,提出了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文学创作指涉的就是自身的毁坏,也就是文学不可能的境况,也因此书写核灾必然是书写文学的毁灭。但核灾对德希达 来说只是一个事件,不是未来,因为未来完全不可知,所以不论是小说的本体,或是其所描绘的对象,都不可能是未来。然而正因为如此,《零地点》作为德里达式 的“零度写作”,不是过去也并非未来,是一个促使未来得以到来的事件,一个创发过去和未来的地点。最重要的是,他促使在场的(历史的、时间的、当下的)我们思考,应该对未来担负起怎样的伦理承担。这是对文明的思考,而且弥足珍贵的是,这是台湾六年级作家式的思考。

※台湾文坛以作者的出生年份来区分作家,1970年以后的作家被命名为“六年级作家”,1980年以后的作家被命名为“七年级作家”。

(实习编辑:葛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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